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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信于心 践行于世 圆瑛大师救世思想与社会实践

时间:2017-09-22 07:39  来源:未知  作者:admin

  2011年11月22日到24日,圆瑛大师与佛教文化研讨会在福州省古田县隆重举行。福建社会科学研究院历史所徐晓望、黄洁琼在会上发表题为《论圆瑛大师积极救世的佛教思想与社会实践》的论文,文中从四个方面论述了圆瑛积极救世的佛教思想与社会实践。论文摘要如下:

  自鸦片战争之后,以教为核心的思想文化传入中国,新文化运动中,“以科学代教”、“以美育代教”、“以哲学代教”的呼声也一浪高于一浪,各地都兴起了“庙产兴学”的风潮,许多被为学校,这使佛教界处于极为尴尬的境地。佛教界若无应对方式,很有可能在时代的大潮中被淘汰,这是佛教界在中国近代史临危机的外部原因。

  佛教界的危机也有来自内部的因素。清末民初,中国佛教的境况更是每况愈下,不仅僧团窳败、义学凋敝,而且、逃禅避世的现象日益普遍,佛教愈来愈社会主流和中心。

  此时不少佛门先进和关心佛教的有识之士,逐渐认识到振兴佛教、使佛教适应社会的历史必然性和紧迫性。在这些佛门先进中就有圆瑛大师,他与太虚大师等人一起成为新时期我国佛教复兴运动的中流砥柱。

  圆瑛自1928年中国佛成立之后,他连续担任七届佛的和理事长,1949年之后曾任第一届中国佛教协会的会长。他的主要贡献在于:他发扬佛教大慈大悲的,积极大乘佛教积极入世的思想,提倡为社会服务,组织佛教慈善事业,从而为佛教的发展开拓了新的子。

  圆瑛等佛教界的有识之士深深地感受到佛教面临危机的深刻性。经过观察分析,圆瑛把当时中国佛教被人们的原因进行归结总结,认为对于佛教来说,重塑佛教在心中的形象是十分重要的。

  圆瑛在游学四方的过程中与各地的僧人交换了意见,他深深感到佛教必须还其本质--为社会服务。要做到这一点,僧人不能只顾自己的,而必须走出,积极为社会服务。

  为了进一步论证服务于社会的重要性,圆瑛对佛教的原典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性阐发。他对各种进行了刻苦钻研,尤精于《首楞严经》的,逐条参悟,被称为“楞严座主”。圆瑛从佛教创立的过程本身论述了佛法本为利他而非为己的。在他的鼓励下,许多佛教僧人将为社会服务当作自身的重要方式,为社会公益事业做出了相当的贡献。

  圆瑛大师还用思想作为他救世理论的旁证。圆瑛自幼习儒,对儒佛颇有研究。他把佛教与儒教进行比较后得出“佛以慈悲为本,儒以为归。佛、儒之为教,虽则不同,而其利生救世,未尝有异”的结论,再一次从理论上证明佛教并非消极的、出世的,而是积极的、入世的。

  圆瑛,曾经筹办僧民学校两座,佛教学校用以出家的青年与少年,另有为服务的学校,主要收纳贫寒家庭的子弟。圆瑛一生办了许多孤儿院,由于孤儿院所需要的资金庞大,圆瑛多方劝募。1926年,为了筹集泉州开元寺慈儿院的资金,他远赴南洋诸国讲经,筹得巨款方回。

  清末民初也是中国自然灾害频发的时代,圆瑛大师讲经说法的同时总是不忘对听者发出关心社会、关爱弱者的:“八省,被难人民,其乐已失,其苦已受,无所栖藏,冻馁交迫,圆瑛代为灾民”;他曾多次为水旱灾难捐款筹资。圆瑛还赞助成立佛教医院,以救济贫穷的病人。在他的之下,许多地方的僧人纷纷组织慈善团体,开始了为社会服务的实践。

  圆瑛时刻把爱国这一国民应尽之挂于心上,他不仅是这么说的,也是这么做的。1931年,日本侵略者制造了“九一八”事件,圆瑛大师填膺,一方面以中国佛教界的身份,通告全国佛,启建护国道场;另一方面,代表中国佛致书日本佛,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,呼吁日本佛本着佛教的大无畏,出面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侵略行动。1937年芦沟桥事变爆发,国难当头,圆瑛立即在上海主持召开了中国佛理监事紧急会议,号召全国佛参加抗日救国运动,成立中国佛灾区救护团,圆瑛亲任团长。圆瑛大师要求参加救护的每位僧侣,发扬佛教救世的“大无畏”、“大”、“大慈悲”的三大,僧侣救护队深入前线,穿梭于枪林弹雨之中,救死扶伤,护送难民。本为不染的清静之地的也辟为伤员和难民的佛教医院和佛教所。1937年9月,在讲堂内设立难民所,无家可归的难民。据统计,上海僧侣救护队在淞沪战争中,共救护伤兵及租界难民8273人;沪战后期,又在枫林桥抢救出300多名伤兵。1937年冬,上海沦陷成为一片废墟,尸横遍野。圆瑛再次挺身而出,以大无畏,发起组织掩埋队,由他亲任总队长,每天将尸体送到郊外掩埋。如此连续3个多月时间昼夜不停,总计运送、掩埋尸体一万多具。由于当时救护队、佛教医院和各地所的经济发生困难,圆瑛数次前往南洋筹集经费,先后到吉隆坡、槟榔屿、怡保、马六甲等地募捐。他利用在这些地区讲经之机,极力筹款救国的,发起“一元钱救国难运动”,赢得了广大侨胞的热忱捐助,在他的之下当地的华侨们纷纷组织筹款救国委员会,圆瑛将所收捐款悉数汇回国内,由中国佛转发各慈善团体、所及佛教医院。

  圆瑛的行为,引起日本侵略者的忌恨。1939年农历9月1日,时逢讲堂莲池会成立纪念之时,日本宪兵以抗日的了圆瑛及徒明旸等人。圆瑛大师在狱中受尽日军的、,但他始终不屈,保持了爱国僧侣的崇高气节与民族。日寇无计可施,又因圆瑛名播中外,众望所归,在日本也有很高的声誉,最后,只好将他。恢复后,圆瑛虽然对外闭门谢客,专修和编写《楞严经讲义》,但是爱国爱教的大事在他心中未曾一日忘怀。

  面临着各种社会的猛烈冲击,圆瑛大师致力于佛教经义的,悟出了佛教的般若智慧和慈悲救世的真义。他认为,佛教作为“觉世之、度生之宝符”是确定不移的。佛教对克服人类根深蒂固的贪、嗔、痴等根本烦恼,对,维持具有其它哲学社会科学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。由于他真正了佛教慈悲救世的真义,因而虽居佛门,不忘家国之忧,在中华民族危难之际,他才能以“”为己任,以爱国为,以“大无畏”之挺身而出,团结佛门僧众,共赴国难。他在抗战中所表现出来的无畏的崇高,将被永远载入中国现代佛教的史册;他对佛教真义的阐释与宏扬,让我们更深刻地了解佛法入世救世的实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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